8月8日下午2点，骄阳似火，气温高达35℃，天津市静海区城区以南的104国道双塘镇路段车辆不多，行人也稀少。两名巡防员顶着烈日，骑电动车沿104国道由南向北慢速巡逻。

他们边走边向西侧树林查看。两人告诉记者，他们在观察树林内是否有人聚集，一旦发现，要马上报告，等待打击传销的执法人员赶来做下一步的核实处理。除了路边树林，只要路过桥梁涵洞，他们也会留意一下。

静海，被传销业界称为“北派传销”的最大聚集地。暴力、威胁、非法拘禁甚至绑架和敲诈勒索的案例，均因传销组织的存在而不断发生。记者对发生在静海的法院判决的116起案件梳理后发现，涉及最多的罪名为非法拘禁罪。

这里体现了“北派传销”的显著特征：充斥着暴力或暴力威胁，人身自由被限制，参与者很多会倾家荡产，甚至人财两空。

　　看区位优势选窝点

在静海区涞文线道路两侧，每隔几十米，就悬挂着“传销发财路不通 害人害己一场空”等各类打击传销的宣传标语。

多年来，静海区已经成为传销的重灾区。据统计，2012年至今，天津各法院一审审结231件传销案，其中116件发生在静海，占到整个天津的一半。

多位受害者披露了其被传销控制的过程：以名企招聘、优厚工作引诱，诱骗成功后实施持续洗脑，其间夹杂严密的人身控制，辅以暴力手段，最终完全控制参与者。他们表面以销售化妆品、日用品为由，实则无具体产品。拉人头、收取会费、层级发展等是其显著特征。

8月7日，记者来到静海区大口子门村，这里是静海区公布的发现传销窝点的重点区域之一。大口子门村，各类小企业密集。除企业厂房外，几乎所有村民的房屋都是高大的独门独院。只要锁住大门，院内屋内发生了什么，外界难以获知。

上述这些地理区位优势，成为传销组织者将窝点选在这些村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下，天津市正在开展对传销的全面打击。警方还采取行动，清除传销存在的温床，严惩故意向传销组织出租房屋者。在持续打击下，静海的传销活动似乎已经偃旗息鼓。

　　村内的另类“居民”

近期，位于北方某市城乡接合部的某村村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，上百名来自公安、工商等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村里，对传销窝点进行排查清理。对于传销窝点，在村民看来并非秘密，早在十几年前，就有传销人员在村里租房子，逐渐发展为窝点。

村民张明(化名)第一次接触“传销”这个概念，是在2006年前后。张明回忆说，虽然过去了十多年，但聚集在村里的传销窝点，从形式上到参加人员上，变化并不大。参加人以年轻人为主。张明曾向这些年轻人询问在做什么工作，他们回答说做直销。在村民看来，这些做“直销”的年轻人有一些怪异举动，他们聚集的院子里经常能听到一些音乐，《相信自己》、《从头再来》等励志歌曲几乎不定时地循环播放。他们有时还昼伏夜出，作息时间颠倒。

最初，村民们并不清楚什么是直销。直到警方来村里进行解救行动，村民才第一次知道，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被骗来做传销。

十余年间，村民的房子还是独门独院的平房，但面积不断扩大。来此租房的传销者换了不知几茬。村民称，有的传销者租房时衣着破烂，要么说是建筑工人，要么说是做小买卖的，要租房集体居住。十余年来，传销者租房确实给村民增加了一些收入。房租从最初一个院子一月几百元，涨到了最近两三年的超过千元，最高时甚至三四千元。一位传销参与者说，“有的房东知道了是做传销的，就加高价格出租”。

让张明等村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解救时的一些场景，最多的场景莫过于年轻被骗者的多名家长在警方帮助下，将参与传销的孩子解救出，有的孩子和家人抱头痛哭，可有的孩子则傻傻站在原地，任凭家长拖拽，就是不肯离开。“我还见过有的被骗者甚至闹着要自杀，也不跟家长走”。村民们始终不理解，被骗的传销参与者为何会这样。

传销者从不和村民多交流，和平融入了村子的生活。但随着打击，有的传销窝点不能再租民房，而是选择了村子附近的的一些破败厂房，甚至废品回收点。

就这样，一拨一拨传销者先后来过这个村及周边各村，选择窝点进行活动。一幕幕被骗、解救、跟执法人员打游击、窝点被端的“游戏”在这里循环上演。

　　亲历者讲述脱身经历

今年24岁的河北张家口青年刘凡(化名)，中专毕业后就一直在各处打工，漂泊不定。2016年7月，刘凡在一些求职网站看到一则求职信息，学数控机床，其间包吃包住，每月还有2000元工资，但学完后要接受固定的工作指派。刘凡没有多想，觉得学这项技术可以作为一个长久的生计，于是便报了名。很快，一名男子与他联系，告诉他学习地点在北方某城市，觉得可以就马上过来。

刘凡并未多想，第二天就出发了。在当地车站下车后，与其联系的男子告知，现在工作很忙，要他自己想办法到距离该市不远的一个城中村，并发来了具体地址。刘凡按照地址找了过去，两名年轻的男孩前来接站。刘凡先被安排吃饭。

饭后，刘凡跟随坐上一辆出租车，在城区内三转两转，大约20多分钟，车停在一个村里。刘凡回忆称，车虽然在绕圈，但应该没有走远，特别是距离接站的地方并不远。此时，刘凡仍觉得这像是学习数控机床的地方，并提出先到宿舍安顿一下。随即，他被带进一个小胡同里的一所平房院内。进入屋内，除了几张简单的桌子，再无他物。

当时正值盛夏，屋内连电风扇都没有，闷热难耐。刘凡进入一间屋发现，每间屋的面积在30平米左右，聚集着10多人。这些人目光呆滞，有的人已经衣衫褴褛。地面铺着一些软垫，被褥、枕头堆在屋子一角。

时间不长，刘凡就和屋内的人一起被要求“听课”。讲课过程中，演讲者讲到激动时，就会让听讲的学员一起“互动”，“大家搭肩互相鼓励，一起大喊加油”。听课过程中，还有人在本子上做着记录。讲课完毕，讲课人将刘凡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现金全部收走，并吓唬他在这里就老老实实，不要瞎问瞎跑。刘凡这才意识到，这不是学数控机床，而是被骗进了传销窝点。

由于是新人，在开始的10几天内，刘凡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。从此，刘凡开始了每天的“工作”。一般是先“听课”，随后用手机联络拉人。刘凡说，闲下来时，他就感到失落，特别想尽快逃出去。但只要一上课，讲课人的激情飞扬又让他感到有所寄托，感觉或许按照他的提示，真能发财致富，于是又静下心来。到了晚上安静下来时，刘凡想的还是如何逃跑。

刘凡注意到，窝点里的成员拉人取得了成效，“可能三五天就会有新的被骗者过来，有的人发现上当马上就想跑”。但只要逃跑失败被抓回来，就会招致一顿拳脚，一直“讲课”的男子也会使用各种恶毒语言申斥，随即就会更加严密地被监视。

2016年11月，在窝点被困4个月后，刘凡利用被安排外出买饭的机会，成功逃脱。

　　花费数万升管理层方得逃脱

与刘凡不同，陕西青年安鹏(化名)毕业于西安一所普通大学，毕业后曾在北方多个城市工作了三年多，攒下了四万多元。安鹏憧憬着可以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。今年5月底，安鹏在一些求职网站看到一家大企业的招聘信息。他按照提示，发送了自己的简历。仅仅3天后，就收到了回复，“一个女的说我已经通过初筛，可以来北方某市进行面试”。

安鹏说，他按照对方提示，兴致勃勃地来到这个城市东部的新区，随后又被告面试地点在该市的另一个区。辗转到了地点后，有两名男子来接安鹏，最终把他带到了这个区南侧的一个村子。这时安鹏觉得有些不对头，“这明显不是大企业的样子，接我的两个人也一直神神秘秘”。但安鹏此时已处于被挟持状态，只能跟随进入了一处民房。刚进入屋子，发现里面正在“上课”。

一名“讲师”在对着一些各种颜色的塑料瓶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宣称这就是我们的产品，“讲课的人不住地说这种产品如何如何好，只要销售手法用得对，一定能赚大钱”。

安鹏说，恶劣的生活环境，其实和乞丐并无太多差异。

讲课的人每次都换，但所讲内容大同小异，安鹏知道，这是传销最重要的环节——洗脑。除了专门的“讲师”，学员有了顿悟，也可以详细地分享自己的“心得”。“讲师”认为讲得好，会大加夸赞。在安鹏看来，传销头目使用的洗脑术是对人实施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听讲课是一方面，还要求学员在吃饭时也要谈谈自己学到了什么，怎么结合自身情况去获得成功。有的人被洗脑颇深，天天做笔记，写心得，并拿来进行炫耀。

安鹏回忆，他被骗参加的传销组织，要缴纳2900元“会费”。传销组织内部层级、分工非常明确，分为会员、推广员、培训员、代理员、代理商五个级别。培训员就属于“管理层”，如果愿意掏钱，只要花上几万元，很快就可以升到“培训员”。安鹏自知没能力强行逃跑，于是开始表现很配合，取得了头目的信任。利用一个机会，他用别人的手机给父亲打了电话，“短短几句话，告诉家里我被骗到了传销，也说了大致地点。转来两万块钱急用”。

最终，安鹏搭上随身带来的四万多元，以及家里汇来的两万元，总计花费六万多元后，被升为管理层，比普通参与者多了几分自由。安鹏曾注意到，窝点内有些人也通过花钱升为“管理层”，行动自由度有了提升，但这些人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，反而很积极地在发展下线，“很像是觉得自己花了钱，不甘心就这么把钱扔了，想捞回来”。

安鹏最终还是逃离了那个地方。在他逃出后，传销致人死亡的消息陆续传出。安鹏说，比起失去生命的几个年轻人，他幸运太多了，“花掉的那几万块钱，就当买个教训吧”。安鹏希望自己能尽快彻底忘掉这段不堪的经历。